只有一件事讓我感到害怕，那就是不配承受苦難 杜斯妥也夫斯基
SARS病毒在今年中旬對台灣社會的肆虐，在六月底疫情獲得控制後，暫時告一段落了。雖然學者警告SARS在秋冬相當可能捲土重來，但台灣社會（抑或人類本性）已旋即回返疫情前的歌舞昇平，彷彿已然遺忘擱置SARS曾經的重創。當初疫情嚴重之際，曾有人將之比擬為4年前的921大震，但實際上兩種災難的型式與影響層面殊為不同。若然如此，那SARS作為一場新世紀初的災害，究竟對這塊小島上的人們有何意義？又為我們留下了什麼？這個探問直指本文題目的意義歸屬。關於災難後轉化成長的論述甚繁，但意義的建構轉化是相當私密獨有的個體經驗，科學論述僅可提供接近認識的媒介。筆者是哲學的門外漢，本文的用意也不在於提出明確的答案，僅在提出某些回應的可能性。因而，或許可採取現象學家詹納所說的：「哲學在本質上是一種提出疑問與思考解答的對話活動」之態度，來對這個議題進行發聲。
人類與自然的角力
SARS病毒雖然居於生物演化階層的底部，但如同伊波拉、鼠疫、HIV（愛滋）病毒一般，只要藉著適當媒介，殺傷性便摧枯拉朽的蔓延開來。許爾文努藍（Nuland, S）在「How we die（中譯：死亡的臉）」一書中曾經描述HIV病毒對現代醫學處境的意義：「在1981年以前沒有人會把HIV病毒列入死亡因素之列。這種疾病首次出現時正值生物醫學開始慶祝，以為征服最後一種傳染病已是指日可待，愛滋病不僅使微生物的獵捕者感到苦惱，也動搖我們對科學與科技可使人類躲過大自然隨興之舉的信心」，而這種說法同樣適用在SARS病毒上。在台灣社會，早期天花、霍亂對生命的威脅已經是深埋在過往歷史的遺跡。在科技、醫學與公衛領域的努力下（排除偏遠地以外，台灣整體醫療資源之便利可得大概是世界數一數二），已經構築起綿密不絕的防線，阻絕疾病、病毒的蔓延入侵。也因此人們似乎很久未經歷到嚴重傳染病，偶爾的威脅似乎也僅侷限在特定族群（如腸病毒）與特定區域（如登革熱）。在這種身體可快速修復的氛圍中，個體容易產生一種對自我生命/身體的錯覺，認為自己是強壯、不朽的。而疾病隱喻著死亡（mortality）與人的脆弱性，所以只要對抗疾病獲得勝利，便能證明這種不朽的成立。但無論我們如何地理想化身體的剛強界限，那畢竟只是種想像，人類的身體終究是脆弱易損。我們只是仰仗雄厚的科技醫療文明，撐起統御自然的野心。但想永久克服避免自然的「惡」，無疑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妄想，通常的事實是我們常在收拾自然災害後的殘局。許爾文努藍主張：「我們所應付的並非懲罰，而是一種罪，一種大自然偶爾對其創造物隨機所犯的罪…而大自然是不區分善惡的」。人類與自然搏鬥的歷史已有數十萬年之久，但自然僅是隨機的施予某些變動，便把人類搞得烏煙瘴氣。1980年代已降的HIV；1990的伊波拉；2000的SARS，此每隔幾年便出現新型傳染病毒的現象，顯示人類與自然間的戰役不可能結束，人類/醫學界想永久克服傳染性疾病只是幻覺，微生物意外地成為勝利者。
「活著」並不簡單
活著，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就好像我們一直在呼吸，一直在心跳一般，沒什麼人會去格外留意我們呼吸的節奏或心跳的頻率。活著也是如此，人們幾乎不太注意活著的事實的處境，畢竟一項非常理所當然的事情不需要矚目，遑論探問。但在這次SARS事件中，「安全健康活著」的信念被顛覆，它不再是一個我們習慣的生活處境。因為SARS，我們的常態生活開始失序。突然間，那些平日常走動的公共空間變得不如往常般熟悉，你不再依循原本生活處事的習慣。你變得警覺多心，對陌生人即或熟悉者，也採用一種想像安全的距離彼此互動。因為你不確定在群眾中究竟隱伏何種危機。這時候，我們對活著有了種另類的想像，它似乎變成一種不簡單的處境。
對現代人來說，要覺察自己正在活著的處境，可能是更加陌生的。現代社會滿溢的刺激資訊，佔據人類的感官，遮蔽我們對自身處境認識之契機。在耗費心力實踐社會角色的同時，人的生活並未因蒙受科技之便而變得更輕鬆，反倒在充分利用空出的時間工作下，變得更為忙碌。這種永無止境的忙碌，造就了俗世的種種成就，卻也剝奪反觀生命處境的可能性。此外，隨著啟蒙運動和科學理性時代的來臨，醫療工業更具信心地宣稱，能排除疾病與死亡。19世紀前死亡經常被崇高化，附加了超越、淨化的意義。但近代的醫護知識生產者，則試圖將生病與死亡的現象加以理解，系統化的建構處理與照顧的知識。這些努力將死亡從令人敬畏的位置拉下，將神聖/神秘的死亡揭紗除魅。從命運之神手中搶救瀕死者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幻想，而漸變成一個可施行的事實。畢竟，若將死亡拆解還原為器官機能的衰敗頹圮或病原的蔓延擴散，似乎也暗示人類更能掌控自己的生存，不用將命運交託命運神祉。這對人類潛在的自戀來說，無疑是絕大的誘惑。
但是，這個潮流卻也收編了前現代社會中人們習慣凝視注目的重病或死亡場景。現代社會預設了醫院/療養院是負責收容生老病死的場域，人的重病與死亡地點移到醫院，不再是家庭的房間或街頭一角。由於無法親臨現場參與照料重病以至亡者（例如：重症患者由加護病房/安寧病房接手照顧），人們漸漸對死亡場景變得陌生，也更易遺忘終將死亡的事實。托爾斯泰曾說：「把死置諸腦後的生活，和時時刻刻都意識到人在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生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狀態」。現代人的生活展現出一種活的理所當然，忘卻死亡的樣貌，藉由不斷投注在俗世的事務，我們便毋需面對死亡的課題。但是我們無法永遠不注意死亡，哲學家鼓勵人們要常常想到死，以一個知道自己不久就要死的存在者而活著。這種體悟有機會協助釐清生活的困惑茫然，重新定位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存在精神醫學家亞隆(Yalom, I)曾表示個體生存於世有兩種存在模式：日常模式和本體模式。在日常模式中，我們全神貫注於周遭的物質環境，重點在於掌握與瞭解這世界的事物如何運作。但是在本體模式中，焦點在於存在本身，易言之，我們想知道的是這世界中的事物是什麼。而處在本體模式中（這是超越日常事物的範疇），讓我們處在一種特別準備好發生個人改變的狀態裡。那麼什麼時刻較能經歷此種處境？亞隆指出答案在於：「臨界經驗(boundary experiences)」（註：意指一種急迫的經驗，可使我們猛然跳出「日常生活」而把注意力集中於「存在」本身）。通常最強大的臨界經驗是面臨自身的死亡，但人生中的生老病死或人間離合，也均是可茲反思的臨界經驗。人們遭逢這些困厄時容易經驗到苦惱缺憾，也常慨嘆起人生的無常。試著回首我們在今年SARS事件這段期間經歷的生活點滴，必然也能發現一些可俯拾的臨界經驗。
書寫的同時，筆者憶起了今年5月左右，曾經帶一位精神科門診患者去急診就醫。當我進入急診現場時，看見所有醫療人員都身穿兩層保護衣、頭戴面罩與口罩，此時我猛地感到身上的白袍單薄不堪，彷彿病菌可以輕易地浸潤穿透。頓時一種對死亡的恐懼清晰可見地浮上來，身體突然不自主地顫抖起來。回到辦公室後，同事們匆忙地拿著酒精噴灑我的全身。上述的此種突兀場景，在SARS侵襲的日子裡是相當常見的。檢視當時自己那種突然意識到死亡切近的感受，大概勉可算是臨界經驗之一。若有機會將這些經驗引發的感受向他人訴說或者自我觀照，去思索這些感受與領悟對生命的影響，那麼，我們便有了能從客觀負向的事件，轉向建構主觀意義的契機。
災難現場的傷口：親臨與超克
在這場SARS的風暴中，我們想像台灣島上的人們，或多或少受到部分影響。藉著傳媒的播送，我們都集體見證了這場災害。但這場災害究竟對這裡的人們有何意義？對我們的影響是什麼？我們有因此而發生什麼改變？隨著失序的生活回歸常軌，似乎不再有人關心這個話題。對那些曾隔絕孤立在和平醫院中的人、曾被隔離者、親臨第一線照顧SARS患者的醫護人員、志工，他/她們是沈默或被消音的。防疫成功與SARS患者陸續康復固然值得注目，但生物身體性問題的解決並不自動帶來心理精神性問題的消解，後者反倒因此隱身，不再成為論述焦點。目睹患者上吊身亡而出現退化現象的護士是極少數的，大多數災難受害者其實仍可維持一定生活機能，但也因此難以再被媒體聚焦關注。然而檢視他/她們這段日子的經驗，其實已經接近先前提到的臨界經驗。在災難與創傷研究的領域，災難現場曝露程度是一個預測日後產生創傷性反應的重要指標。越親臨現場，發展出創傷性反應的機率相對也越高。當這種反應延宕不褪，便形成精神醫學上所稱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為PTSD」。倘若談疾病太沈重，那詩人王丹是這樣說的：「這種精神創傷不像是肉體的傷口，形成時並不痛苦而反倒令人麻木，但是隨著時間流逝，它緩緩的植根在心中，越埋越深。多少年之後，我們仍不能觸動它；一經觸動，它的痛苦會瀰漫於心，令人不知所措」。
我們不能樂觀以為，多數人都必能轉化災難經驗而重賦意義，這太背離臨床現場之觀察；但也毋須抱持所有人均命定陷落的悲慘論調。較中性的觀點為，在經歷重大災難後多數人初期常出現創傷性壓力反應，隨時間漸逝，某些人症狀延宕不褪形成PTSD；但某些人症狀緩解趨於正常，且有機會超越苦難，並在絕處中體悟新生意義。著名的意義治療學者法蘭克(Frankl, V.)為猶太人，二次世界大戰時曾進入惡名昭彰的奧洛維茲集中營兩年半，父母、妻子、兄長全死於毒氣室，僅其與妹妹殘存。集中營裡，他曾經歷多次生死關頭，生存掌控在他人手中而完全無法選擇（例如：當他被納粹帶走，下了火車後，他的隊伍走到一個納粹黨軍官前。軍官從容不迫的用食指一會指向右，一會指向左，多數人被指向左邊，軍官在指到法蘭克時猶豫不決，上下打量，後來指向右邊。後來他才知道指向左的人將直接被送入毒氣室）。但這種習以為常的生命觀之打破，反倒讓其碰觸到生命的原初面貌，進而自我超越。他將自己的囚犯生活當作一個生命意義治療的特例，用以說明人在環境的巨大改變面前，絕非被動聽憑命運擺佈，而能夠不斷調整自己，在經歷痛苦中戰勝困難。集中營的苦難促使其創造出「意義療法(logotherapy)」，他領會到人不是受環境或無意識動機擺佈的生物。人就是不斷進行自主選擇的自己的主人；人能夠在所承受的一切中超越自我（包括苦難創傷），而且人有能力在各種境遇中選擇一種最有利於生存的方式，把自己的生命延續下去。那麼，該用什麼方式尋求意義呢？亞隆曾說：「最好用拐彎抹角的方式來處理生命的意義。我們必需作的是投入各種可能的意義中，特別是某種具有自我超越的意義。重要的是投入…如果能超越自我的話，意義的探索會具有更深、更有力的意義，也就是把目標朝向外在的某件事或某個人，比如熱愛某個理想、某個人、某個神聖的本體」。因此，毋須一直追詢災難究竟對我們生命有何種啟迪，或急切地要為此災難經驗賦予積極/正面意義。反倒應該放下對意義的苦心追問，積極投入自己生活中的重要層面，像是理想、關心的他人、目前的工作。藉由沈浸在這些活動中，意義便不請自來。雖然，對於那些曾親臨SARS災難現場的人們，我們終究不清楚他/她們現在心裡/身體的樣子。但是若你/妳曾經（或現在）將這場經驗視作生命的苦難，認為它曾讓你對生命或人性的價值幻滅，那它便有機會成就你生命意義轉化的契機，也或許在你日後再度經驗個人苦難時，比較能有任之泰然的適應能力。
（原載於公訓報導106期, 民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