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昌，一位優秀傑出的導演，獲得今年金馬獎的終身成就獎。前陣子他溘然長逝，代領獎的好友感性地說，楊德昌今天晚上沒辦法出席。那一刻全場靜默，彷彿斯人仍在。似乎他也的確存在，非以肉身而是精神形式般，或許他正躲在一角凝視這個現場，彷彿是掌鏡的導演，靜默地觀看這齣戲的演出。或許他也感到弔詭，畢竟將近十年前，他便是因著對台灣電影環境的不滿與失望（或許不能免俗的需加上婚變）而離開。
第一次接觸楊導的戲，是高中時看的牯嶺街殺人事件。若真說是要捕捉到什麼尚且留在記憶隙縫中的點滴，應該是一種很悶的感覺，不至於透不過氣，卻有些無以名狀的東西擠在胸口。處在威權壓迫的環境體制，青春無法綻放應有的璀璨。但也正因為外在環境不時可見的監控與規訓，自由便越顯可貴。在太過放任自由的當代，昔日的自由反倒失去那種渴求與喜悅感了。我想，小四刺進小明身體的那一刀，無論如何都是要刺下去的。那是一種終結，對壓抑鬱積已久的憤怒與絕望的終結。雖然，想終結的常不因而消失，但總是將幻想行將出來了。而且，當周遭環境真的讓人感到窒息時，無論如何總要做點什麼的。這刺進去的一刀，與「恐怖份子」最終李立群朝自己開的一槍，頗為相似。
「恐怖份子」是民國75年的電影，由當前台灣劇場界中的元老李立群、金士傑擔綱主演。影片的節奏流動並不快，許多空鏡每每拉至三秒以上，對於習慣快速流動拼貼的好萊塢電影的觀眾，很容易會感到疲累不耐。不過，這部影片探討的議題所具的時代性至今日仍然通用。導演或許試圖傳達，你或我，任何看似平凡良善的俗民，都很可能是下一個恐怖份子。我們對恐怖份子的想像，已被當代主流媒體與美帝霸權主義綁架，白袍蒙面的伊斯蘭教徒很容易與恐怖份子劃上等號。殊不知，當代最嗜血的恐怖份子往往披著道德民主的外衣，對不接受美帝或民主價值者予以暗殺與屠殺。事實上，真正的恐怖份子往往並不恐怖，這是恐怖份子真正令人可畏之處。片中精準刻畫出疏離孤立的都會與家庭，及無法擺脫權力宰制的強大絕望挫敗感，如何促成一個看似平凡的心靈，無目的地走向自我毀滅一途。這也同時突出異常與正常界限的模糊性，並意有所指地道出，主導當代社會對異常行為看法的精神醫學/臨床心理學，持具之變態/異常觀（abnormal view）的片面狹隘。
透過無人理睬的路倒少女、終日困坐無法產造作品的新秀作家（同時也無法懷孕）、渴望升遷認同的醫技人員，及富裕家庭下空虛的攝影師少年，本片展演了「匱乏/空虛」、「渴求」、與「離去」的動力議題。這些角色均有所匱乏或受制，且在現實處境下「無法得到/滿足」，肉身的離去似乎成為必需且唯一的選項。肉身的「離去」雖不見得就此逍遙自在，亦不見得便可尋到最幻想渴望的事物，但是「不離」的困坐愁城明顯更加難熬。並且，通常肉身的離去也是帶動心理離去的契機。在片中，少女、少年，作家在最初或最終都選擇離家，離去成為其可能的救贖超脫之道。相較前者，李立群飾演的醫技人員有著相仿的受困，也同樣想擺脫（離去）現有處境。不過他是想藉由工作中的升遷移位，但是這終究是離不開的，因為即便移位，這變動後的位置仍受制於外界權力的宰制。雖然最終，李立群仍舊是真正的離開了，藉由飲彈自盡選擇另一種永恆的離開。這一槍響解除了他沈重巨大的空虛。
此外，有意者絕對可從片中偷渡許多材料，進行精神分析式的玄想。導演看來是不斷地在虛虛實實進出，包括小說與生活情節、幻想與真實生活、偏執自閉/自戀與現實，以及報章小說與真實想法等。這些進出使得不能只採取一種實在或視角觀影，觀眾可能在某些橋段後才恍然，剛剛只是主角對小說的構思畫面或是幻想。這類雙重甚至多種實在（multiple reality）的呈現手法，也頗能呼應後現代的路數，且在某程度上也可視為一種「類精神病」（psychotic-like）的感知經驗。片中，某富家子弟因喜愛攝影將房間佈置成暗房，並將心儀少女的巨幅拼貼照片貼於牆上，完全不知白天黑夜而足不出戶。這是一個沒有時間性的漆黑空間，又像是孕育生命的子宮。在此，其仿若進入偏執自閉的狀態，將理想客體投射於擬態的少女，少女成為其認同與重心的來源。其也是自戀不成熟地，待少女不經意地前來時，自以為是地要求少女和自己一起，但少女卻偷了他所有的向機。再者，李立群最終的自殺則頗為巧妙地呼應佛洛伊德式的自殺觀點，將對外界客體的憤怒內射朝向自己。當其妻離去與人同居，其又未獲老闆升遷，事實上其已喪失了Freud認為人最重要的兩項來源：工作與愛。這同時的客體失落及自戀傷害，迫使其心理狀態退行到原初的位置，也因而展現原初的防衛形式，一方面向好友否認地表示自己已蒙升遷，且死亡本能也不可抑制地氾濫開來。在自殺的前一刻，當觀眾都以為李立群確實持槍殺了未讓其升遷的老闆、以及妻子和妻子的外遇對象時，事實上，這些都僅是主角自殺前在腦中編織的暴力殺人幻想。主角在幻想中殘酷地槍殺這些人，遂行了死亡驅力對所欲客體的殘害，但實際上其殘害的是內在的象徵客體而非真實的外界客體。而最終，藉由毀滅自己，主角也同時終結了對其迫害及不義的客體。
影片最終的畫面並非主角飲彈自盡，而是其妻懷孕。導演巧妙地安排主角死亡之後的新生，其意為何？是暗示生命在擺脫受制後的宛如新生？或是墜至谷底的絕望，可成為下一條活路的希望？若對比於楊導生命的終結，或許就如同其好友在代為領獎時所說的：「我相信，楊德昌會再回到這個舞台上來」。而此處的書寫，是受楊導電影洗禮後吐出的話語，這種話語，不也象徵楊導的一種持續「活在」？
